新京报娱乐新闻总编辑杨彬彬:刷新娱乐方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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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口号我们当时也经过深思熟虑。 其实我的理解是,它不仅是我们娱乐周刊的口号,也是我们整个娱乐报道经过两三年的积累后的口号。 原来我们和《南方都市报》有共同点,如果以《南方都市报》为代表的都市娱乐报道多一些,经过两年的探索,我们可能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。

主持人:很多网友也看到了《新京报》的娱乐性和其他地方有些不同,但是可能不是很具体。 您认为《新京报》的娱乐性与国内其他报纸,如《南方都市报》相比,有什么不同?

杨彬彬:其实无论是南方都市报还是其他媒体,他们都非常好,在当地的市场环境下可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,对我们的报道也启发了很多。 。

我想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,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类比,因为北京是娱乐中心。 除了国内最大的消费市场外,它还是最大的工业中心,占娱乐产业产量的80%甚至90%以上。 资源都集中在这个城市。 相比之下,广州主要是一个消费城市,原创内容相对较少,包括上海,包括东北一些擅长娱乐的城市,包括成都等,这些城市主要是消费市场。 ,北京是生产中心,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。

与同城的媒体相比,我们也有很大的不同,因为我们在报纸刚创刊时借鉴了很多国外娱乐报纸的经验,更多地借鉴了《南方都市报》的成功经验,这可能会让我们更加依赖读者。 根据媒体的需求,我们的报道可能会更加以人为本,更加贴近读者。 我想这可能是一些明显的差异。

主持人:我经常在我们的娱乐周刊上看到一些比较陌生的东西,不是热门话题,但是很大。 比如杂志刚推出的时候有一个《韩国电影百年》,包括后来的很多。 我觉得有些事情读者比较陌生,其他报纸不会做。 为什么要做这个内容?

杨彬彬:可能和我们的认识有关系。 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刷新娱乐方式的口号。 我们提出这个口号的原因是什么? 这和我们自己的要求有关系,也可能是我们读者的要求。 我们认为新京报的娱乐报道很有价值,原因有几个。 我们可能一直都特别注重挖掘和发现娱乐圈最前沿的东西。 因为中国娱乐业的发展时间比较短,不到十年,我记得可能我们每一位网友,包括你我都有印象。 七八年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现在的娱乐业有如此发达。

另一方面,国内娱乐产业与国外一些先进娱乐制作国家相比,其实还存在很大差距。 这个差距首先取决于制作方式,所以我们比其他媒体更关注发达的娱乐产业。 国家的做法。

其次,我们个人的经验是,娱乐作为一个行业,受技术的影响很大。 新技术会带来娱乐方式的新变化,包括互联网、新的数字技术等,这对电影、音乐、电视带来的创新是巨大的。 我们会非常注重发现新的科技手段所带来的娱乐方式。 例如,几年前我们无法想象在电脑上看电视。 这是不可能的,但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。 我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,几年后会有更新。

另外,这可能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点。 我们会更加注重娱乐中的人的因素,因为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快乐。 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个概念。

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,有时候我们的娱乐周刊、我们的日报会做一些人们不太关注的事情,比如《韩国电影百年》。

主持人:投入很大,但是效果一开始可能不是那么明显,也可能不是读者第一眼特别喜欢的那种。

杨彬彬:比如去年我们为了拍《超级女声》投入了那么多精力,花了那么多精力去关注郭德纲等等。

主持人:但是他们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做,因为我每天做每日娱乐新闻、每日事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。 其他媒体则觉得投入大,产出小。 这样的新闻可能不会带来很高的阅读率。

杨彬彬:这要看你怎么理解输入输出。 我一直觉得这种报道方式没有好坏之分,只是媒体自动选择话题而已。 比如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针对普通公民的。 如果我要做一份公民报纸,我不会做,因为我的读者很少有兴趣。 但是像新京报面临的情况,比如说刚才提到的,它的定位是主流时事报纸,在北京我们的读者面对的是大量的公务员、公司经理,或者是一些知识分子。 他们也可能关注其背后的行业,或者可能对更新的解读方法感兴趣。 比如郭德纲,一开始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出来的。 这个圈子里有文化界、媒体界的人,因为他们获取信息更快、更准确。 现在郭德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。 当我们很早就关注的时候,我们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 现在大家提起郭德纲,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。

有时候我觉得对于输入和输出的判断,这种价值的判断,跟媒体读者自己的选择有关。

主持人:说起郭德纲,我们可能不可避免地会谈到一些其他的娱乐圈人物。 也许这两年走红的并不是郭德纲。 或许大家都觉得他早就该出名了,但这两年,娱乐圈里涌现了很多明星。 有人认为这是传统意义上不能流行的东西。 有人认为这是媒体制造的。 比如,在网络上,她和芙蓉姐姐很像,和颜流氓很相似。 怎么说呢,她没有任何传统艺术家的特质。 她不会唱歌,不会跳舞,文章写得也不好,但这样的人却常有。 媒体这个时候可能会冲进视野。 如果你继续跟进,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被绑架了。 如果你不跟进,你可能会觉得大家都在做你没有做的事情。 有句话叫“愚昧时代”。 这种情况下你们的举报方式是怎样的?

杨彬彬:我想问一下,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名人?

主持人:也许艺术家必须在某项艺术上有一定的造诣,但也许从美国的孔庆祥开始,就出现了一些什么都不擅长的所谓娱乐明星。 我想知道你对于这种事情是什么态度?

杨彬彬: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态度,也许我们的态度之一就是宽容,但我们不会很着急、很快地看这个人是否应该受欢迎。

主持人:也就是说,你举报之后会跟进吗? 因为很多网友和读者都会想知道这个人到底红不红。 如果媒体来猜测这件事,他可能会莫名其妙地出名。 那就是你的态度是什么?

杨彬彬: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。 我觉得当媒体面对一个已经成为现象或者热点的事情的时候,首先应该是一个记者或者一个客观的反映者,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事实。 当然,至于为什么上千万人喜欢这个人,背后的原因是什么,这可能是媒体需要思考的问题,也可能需要报道社会上一些人对此的想法。现象。

主持人:但是也有可能你是火上浇油。

杨彬彬:我觉得用“火上浇油”这个词,说明你高估了媒体的作用。 首先,她出名是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她,而不是因为媒体报道她。 我觉得这件事是有因果关系的。 其实我们不只是你刚才提到的网红,或者是一些恶作剧时代的名人,包括胡歌、芙蓉姐姐等等,他们很多人都会被归类为恶作剧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名人。 很多人说是媒体炒作的,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建立在过去宣传时代的思维。 他高估了媒体的作用。 其实我想我们很多读者一方面会关注你的报道,另一方面也会有自己的想法。 他们不会认为你们媒体把这件事报道得好,我就觉得好。 不会的,只有当他们说从社会上来说,他用其他媒体或者他自己的判断来和你的媒体报道去验证的时候,他才会认为你的媒体报道是正确的。 我不会被动地说你们的媒体报道是正确的。

主持人:这与对错无关。 问题是,本来可能有1000人知道,但是经过媒体炒作之后,可能有10000人知道,也就是说可能有更多的人知道,然后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出名了。 所以你是在火上浇油。

杨彬彬:这是沟通的自然规律。 所谓沟通,就是把很多人已经知道的事情告诉别人。 我觉得和你刚才提到的现象类似,我们媒体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。 我们不会说我们已经越界了。 我认为首先,我们应该如实报道这件事。

主持人:一方面是你提到的网红无意间出名了,但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互动。 比如说这个人做事的各种方式,只是为了得到媒体的报道,或者是为了获得对一个人的认可。 新闻报道,或者说,她很清楚,媒体里有专家指出,这件事有新闻点供娱乐记者报道,你就应该这样做。 充其量,你会觉得媒体实际上被利用了,尤其是娱乐圈人物?

杨彬彬:我不否认你刚才提到的一些现象有时可能会发生,但我认为大多数时候,如果你选择做一个有自己独立判断的媒体,其实是很容易识别的。 。

主持人:这种情况你不跟进吗?

杨彬彬: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法。 如果我们认为她在利用媒体或者想利用媒体达到商业目的,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关注她,但如果我们认为她有客观的实现来支持我们,我们就关注。 如果纯粹是令人垂涎的新闻,那我们就不会这么做。

我们的娱乐部门希望改变长期以来对娱乐的破坏印象的偏见。 娱乐报道不等于软新闻、次新闻、口水新闻。 娱乐报道也可以专业、有深度,还可以提供人性的分析。 程宜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。 他说,报道新闻没有贵贱之分。 没有当前宏大的政治主张,也没有关系国际民生的政治经济话题。 一些我们平时认为无足轻重的八卦、娱乐作品。 属于小路,我们不这么认为。

主持人:你如何理解八卦?

杨彬彬:这就是人性的多面性。 每个人都不可能整天都认真的。 明星八卦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。

主持人:但是现在很多娱乐公司都在制造八卦、所谓的新闻点。 比如你刚才提到了针对娱乐公司的企业宣传文章。 现在很多娱乐公司也知道,如果不给媒体一个新闻点,媒体也很难发他的文章,所以就去发新闻了。

杨彬彬:那他就有点过分了。 寻找新闻热点是他自己的事,与公司无关。 对于这件事我们有一个判断。 如果能判断的话,我们就不会报道。 昨天我什至因此解雇了一篇文章。

主持人:比如说你昨天发表了一个故事。 这对你来说是显而易见的。 比如前段时间,叶一茜和田亮被媒体拍到街头,但几天后却表示这条娱乐新闻是假的。 你们当报纸的娱乐编辑感觉如何?

杨彬彬:这件事我们没有报道。 因为这个东西是基于一个媒体的经验和新闻水准。 这意味着您根据您的经验进行炒作分析。 如果您认为这可能是企业宣传和炒作,我们不会遵循。 比如叶一茜和田亮承认了,我们就可以举报,上头条。 但是如果你不承认的话,七轩打电话说,他们恋爱了,你去拍吧,七轩,你可以这么说,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新闻应该有一个核心事实,核心呢?事实是田亮和叶一茜是恋爱关系,但我们所知的信息无法证实这一点。 这是假新闻。 八卦也有其核心事实。 只有当它有它的核心事实时,我认为它才是有力量的,才能真正给读者带来快乐。 如果作为读者,你看到的只是唾液,那是非常烦人的。

主持人:但是就像两年前饶赵案的报道一样,实际上没有任何新闻事实,但是所有媒体都在报道。

杨彬彬:我认为所有媒体在饶赵案上都失职了,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媒体做出过实事的报道,所以我认为包括新京报在内的媒体在这件事上的报道失职了。 我们也在努力,也在成长。 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新闻选择上都做到如此完美。

主持人:但是你也举报了。 就算大家都在流口水,你还是得跟着。 这和你刚才说的不流口水不矛盾吗?

杨彬彬: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的话题。 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件事的进展,我觉得不存在冲突。

主持人:如果根本不发生那件事的话,大家就会陷入口水战。

杨彬彬:新京报不是这么做的。

主持人:我们再来说说狗仔队,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明星。 当然,明星也可能受到半剥削。 您认为狗仔队的界限在哪里? 包括之前那段黎明时分偷拍香港的那段。 你了解狗仔队吗?

杨彬彬:我更喜欢把狗仔队当作一种工作方式。 比如,《新京报》当时曾有一篇大报道,好像是关于西单工地倒塌的事情。 当时,我们的记者不得不冒充另一个社会人物,使用一些非常规的采访方式,但他采访的人的方式符合报道标准和道德,是一次卧底采访。 事实上,他的采访就是狗仔队的工作方式。 秘密摄影、卧底探访都是狗仔队常用的手段。 跟踪和伪装都是狗仔队的事情。 常用方法。

其实只要不违背法律的要求或者人类的基本道德就可以了。

主持人:法律的严格规定和人们的接受程度还有一段距离。 比如,你认为狗仔队的镜头应该延伸到哪里? 因为黎明前段时间被偷拍,这也引发了媒体的批评。 你觉得这怎么样?

杨彬彬:我们的标准一直是不侵犯个人空间。

简单来说,如果你的私人生活是在公共区域,我认为这是一个应报告的区域,但如果你家里有窗帘,我就不能在你家里安装窃听器。 这是我们坚守的底线和原则。 也就是说,名人既然是公众人物,这其实和我们缺乏对公众人物的概念规定或者一些法律规定有关。 比如欧洲和美国在这方面也有争议,但他们比我们能相对容易解决。 他们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、名誉权、肖像权的理解更加细致。 我们很宽广,也很粗糙。 迄今为止,公众人物的概念尚未确立。 我们还没有确定什么样的人是公众人物。 我们指的是外国。 一些相关的规定,包括国内的惯例和人们对道德伦理的接受程度,都是由我们自己制定的。 值得庆幸的是,到目前为止,我们的报道还没有引起读者在这方面的不满。

主持人:我们来谈谈修改的问题。

这次我们的报纸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设计。 我们可能在这里做了哪些调整?

杨彬彬:这次改版娱乐方面的变化比较小,但是有一点是比较好的。 我们在国内娱乐报道方面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,我们有比较清晰的报道理念和报道。 方法,所以这次我们认为报告理念和报告方法不需要大的修改,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更正式的改进。

一是《娱乐周刊》在栏目方面所做的优化。 例如,我们添加了几个新部分。 本来有一些品牌的专栏,比如人物,专利,还有我们的一些评论。 我们添加了一个名为“逆流”的部分。 重点可能是一些目前比较小众的,但幕后可能隐藏或体现着新的娱乐方式或者一些新的娱乐刺激等等。 一种新的娱乐方式需要我们的判断。 也许50%是判断失误。 最终,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小众事物并自行消亡。 但它也可能像几年前一样流行,当时没有人想到写博客。 。

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我们拥有全国最好的娱乐编辑。 他们的视野非常广阔。 他们对整个娱乐行业的了解非常迅速和广泛。 他们的信息来源很多,有足够的判断能力。 他们有时会选择一些比较新鲜、有趣、新奇的娱乐产品或娱乐方式推荐给大家。

事实上,很多时候这些非常广泛的娱乐形式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,比如博客。 我没想到三四年前它会如此普遍。 它几年前就已经存在,但只针对少数人。 但现在博客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交流方式,包括博客和电影,已经与娱乐产品结合在一起了。 它的空间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。 这就是我们实际上正在做的事情。

另外,我们还批准了一个新的排行榜,这是一个服务排行榜,汇集了一些服务信息。

主持人:新京报有票房排行榜,但娱乐排行榜的名声很不好,黑幕操作很多。 相信的人并不多。 你们的排行榜是如何运作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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